摘要：中医治则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中医分支学科。对近10年来中医治则学的研究概况，作者从7个方面做了较全面、较系统的综述。对治则学的涵义、治则的哲学基础、治则的具体内容和范畴、治则体系的层次划分都进行了研讨，并对治则与治法，治则与治疗思想以及治则与辨证关系也做了较深入的论述，从而反映了中医治则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概况，提出了有别于中医治则以辨证为指导的概念。认为：中医治则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对祛除疾病，恢复健康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同时对中医治则学的文献研究、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提出了研究中医治则学的思路和方法，对中医治则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文献研究还侧重于古代，对清代以后的尚未全面展开，在临床研究、实验研究上，尚缺乏统筹而有计划的安排。尽管如此，中医治则学的研究已初具规模，有了一定的基础。如中医治则研究室的建立发展，专业人员的定向研究、培训，全国治则会的定期召开以及《中医治则治法研究》杂志的创刊，对中医治则学的发展打开了令人可喜的局面。

中医治则源于阴阳、脏象学说等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防病治病具有原则性指导作用。中医治则首见于《内经》，继则经历代医家不断补充而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中医界开始重视中医治则的理论研究，使中医治则的基本理论和治则的文献、临床、实验研究都有了新的进展。本文对中医治则理论的研究概况与发展趋势作一阶段性的综述，以供同道参考。     

一、中医治则基本理论的研讨

 1.对中医治则学的含义的研讨

 近几年来，给中医治则所下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种是比较公认的定义，如《中医基础理论》教材指出：“治则，即治疗疾病的法则，它是在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指导下制定的，对临床治疗立法、处方、用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很明显，这是从治病的角度来确定治则含义的。

另一种是：在1986年首届全国中医治则研讨会上，较多的学者认为：中医治则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对保持健康和祛除疾病、恢复健康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防病治病规律和法则。这个定义的特点有三：一是未强调辨证论治的指导这一个前提，二是强调防病治病规律，不单指治疗规律，三是强调保持和恢复健康。这个定义拓宽了中医治则的范围，它不仅包括了治疗原则，而且还包括了养生与预防的原则。这样的定义是以“以平为期”“调整阴阳”为宗旨，以“治病必求于本”为宗旨，着眼于人，而不是着眼于病。它体现了我国古代防重于治的思想，明确中医治则的含义是认识和发展中医治则的关键。

上述两种定义相比，后者似乎既弘扬了祖国医学的整体观念，又把防病治病的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中医治则真正起到指导养生、防病、治病的作用。

2.对指导中医治则的哲学基础的研讨

中医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是以我国古代朴素的整体观和辩证观为其认识论的基础的，是我国古代朴素的整体观和辩证观的体现。正如刘氏提出的：“《内经》总结的治疗原则，生动地体现了先秦两汉以来的朴素辩证的许多精华，是古代辩证法在一个领域里的成功运用。”而王氏则认为：中医治则是以中医理论思维中具有特色的整体观、恒动观、动态平衡观、朴素的唯物辩证对立统一观为指导。故中医治则是我国古典哲学的抽象，模比的认识论在中医治疗、防病过程中的体现。

中医治则的哲学核心是什么呢？刘氏等认为，中医临床治疗过程追求的是“平”，中医治则也提出了“以平为期”的治则。明确以恢复机体阴阳平衡，使内环境处于稳态为中医治则的直接目标，也是最高目的。“平”就是“不偏不倚、适中”的中庸思想，这是中医治则哲学思想的核心。

具体到每个治则和认识论的联系，刘氏等概括为：治病求本即认识事物的本质；标本论治即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三因制宜、随证治之强调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治理论谈的是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体现了正确处理矛盾的共性和个性，既病防变则从发展、联系的观点认识疾病，提供治疗依据。这无疑都是用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探求中医治则的本质，为临床治疗拓展思路。

3.对中医治则具体内容和范畴的研讨

中医治则的内容十分丰富，就目前而言，对整个中医治则体系尚缺乏统一的认识。《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内容仅包括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整阴阳，调整脏腑功能、调理气血关系、三因制宜。周氏认为：治则体系应包括以下的内容：治未病，既病防变；治病求本；调整阴阳，以平为期；扶正祛邪；标本缓急；正治法则；反治法则；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三因制宜，随证治之；辨证治则，辨病治则；以及治疗手段的选择等原则。复习近代医家对中医治则的论述，一致公认的治则仅有治病求本、标本论治、调整阴阳、扶正祛邪、三因制宜、正治、反治等治则。有争议的有：治未病、既病防变，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治则，还有各种中医药杂志时常提到的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木郁达之、惊者平之等治则。最近几年，何氏等提出：月生无泻，月满无补也属治则[5]。目前有些专家学者不仅仅限于整理治则内容，而且注意创新，如已被大家所公认的姜春华教授所提出的“截断扭转”治则，经各地较多的单位验证，不仅对治疗温病显效，而且对治疗乙脑、流行性出血热、菌痢、急性肺炎、败血症等病，也能显著提高疗效、缩短病程。朱氏等根据临床实践提出了“因势制宜”等一些新的治则，还有待于临床实践的验证和理论上的完善。

4.对中医治则体系层次划分的研讨

随着对中医治则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尝试把治则层次化、系统化、完整化。这样不仅能使整个中医治则理论体系脉络清晰，泾渭分明，能更好地指导临床，而且可发挥逐层深入论治的优势。周氏认为，治则的特点之一，是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但治则的抽象程度不一样，抽象程度高的大治则，往往下统数个抽象程度低的小治则，从而呈现出治则间的从属关系。据此，提出了三层次理论[1]，即将治则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治病求本、以平为期、调整阴阳，为第一层次的总则；治未病、既病防变，扶正祛邪、三因制宜、随证治之、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正治、反治、标本论治为第二层次治则；第二层次的九个治则则受第一层次的总则的共同支配，而第二层次的治则又支配着第三层次的治则。如随证治之的治则，可下统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燥者润之，坚者削之等数十种小治则。

孙氏也持三级治则的分类法，但具体的划分与周氏有所不同。他认为，一级治则是治疗疾病的总的法则：主要包括同病同治、同症同治、同病异治、扶正祛邪、平衡阴阳、调理气血等治则。它不能直接指导临床组方用药，而只能对各种具体法则做出抽象的概括，从而决定具体治则的大方向和总任务。二级治则则是决定组方的大法则，如八法，十剂、十八剂等，把方剂按其主治功能分类，每一类方剂的主要功能就成为治疗中的一大法则。如解表、泻下、温里、清热等，都属于这一级。三级治则是指导临床制方用药的具体法则。它根据疾病的特点、证型、个体差异、发病时间、生病地方等多方面情况，在辨证的基础上随病证提出，并随病证的变化而不断修订[8]。显然，这里所说的二三层次治则，包括了人们常说的治法。

另外，刘氏等也认识到，治则和临床具体治法之间是一个多层次的，由高度抽象的指导法则，到一般性的治疗大法，再过渡到具体治法，最终落实到方药[4]。

5.对治则与治法关系的研讨

中医治则与治法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不同的概念。王氏从概念、内容，哲学角度、研究范围及对象等方面，对两者的区别做了较全面的论述[3]，认为中医治则是固定不变的原则，无论何时何地，也不论辨为何证，其指导性都是不变的，它体现了中医治则的原则性，而治法却是灵活多变的方法。由于证具有随病因、病位、病势等因素而异的多变性，因而治法也随之变化，即证变法亦变，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虽然大部分治则并不直接包括具体治法，但治则从理论的不同角度指导着治法的选择及具体的运用，所以治则是治法的升华。王氏注重的是治则与治法的区别。 

孙氏认为，治则与治法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8]，故提出通称治疗法则，因而他设想的三级治则就包括了治法。他认为，二者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二者的关系是从属关系，只是前者内涵一般、抽象，后者内涵特殊，具体，是大治则和小治则的区别。孙氏注重的是治则与治法之间的联系。

孟氏认为，治则与治法是辨证论治的一个重要环节，二者之间有层次，目标、体用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治则与治法各有自身的学术特点，包括运用于临床的实践性和桥梁作用，其语义中蕴含的哲学特性和具有文学艺术性的表达语言[9]。孟氏注重的是治则与治法的临床治疗观念和科学模式。

周氏认为，中医治则与治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就区别而言，治则抽象程度高，对于防病治病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能指导治法的选择与应用。而治法对疾病的针对性强，是治则理论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因而，治则与治法犹如战略与战术的关系。就联系而言，治则与治法最直接的联系表现为治则与治法之间存在着交接层次。特别是第三层次的治则与治疗大法就密切交接，通过这一层次，治则过渡到治法，一般是以治疗大法（如八法）为主，故可以“八法”等大法为界，即可清楚地表明治则与治法的联系，又可显示出两者的区别[1]。

6.对治则与治疗思想关系的研讨

中医治则与治疗思想是中医治疗领域里两个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概念，它们之间紧密联系，相互渗透，但又有区别。那么，怎样把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呢？

所谓中医治疗思想，是指中医对疾病的治疗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临床治疗思维，贯穿于每一个治疗过程中。它是历代医家经过长期的临床医疗实践，对人体生理病理，外界致病因素的反复认识，以及在长期临床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对疾病的治疗，从感性的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种认识能反映治疗疾病的规律，有效地指导中医临床。治疗思想在治疗领域里具有统帅地位，主要研究疾病治疗的临床思维，不是具体的治疗方法与措施。广义的治疗思想包括：治未病思想，系统思想，多因素思想，中庸思想，辨证思想，动态思想（如诸子百家、孔子、孟子、道教，佛教，作战思想、风俗人情等）的影响。狭义的治疗思想包括，临床各科、各学术流派以及各个病证的治疗思想。

治疗原则是在治疗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的，对治疗的治法、处方用药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是辨证与论治的桥梁与纽带，使两者有机地结合。

 治疗思想是在治疗原则产生之前的治疗思维，它和任何思想一样，先有思想，才会派生出原则、方法，然后付诸行动。它对治则的形成起着决定性指导作用。如在中庸思想指导下，才有调整阴阳，以平为期的治则，在系统思想的指导下，才有治病求本的治则；在多因素思想的指导下，才有三因制宜、随证治之的治则；在辨证思想指导下，才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正治，反治的治则；在治未病思想指导下，才有治未病、既病防变的治则等。

治疗思想具有抽象性、灵活性的特点，而治则的抽象程度相对较低，而针对性则较强。比如：治疗的动态思想，抽象程度较高，也较为灵活，亦可用于立法、处方用药的变化，而在这一治疗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治则较为具体，如扶正祛邪，就是针对体虚邪盛的疾病发展、变化趋向，以达到扶正不恋邪，祛邪不伤正的目的。

治则受治疗思想的支配。随着实践的深入，治疗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相应的治则也不断地充实和完善，两者又是治疗过程中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两大组成部分。治则在治疗思想指导下制定，有时又靠临床实践验证的总结而产生治则，进而反馈出中医的治疗思想。

总之，中医治则与治疗思想都是指导临床治疗的，由于指导的范围与层次的不同，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划分区别。

7.对中医治则与辨证关系的研讨

《中医基础理论》的教材中给治则所下的定义是，强调辨证论治对治则的指导作用。当然，这是与以治病为宗旨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王氏认为，治则不受辨证论治的指导和约束。周氏认为，治则不完全受辨证论治的指导。其理由是：一些治则可以补充辨证所遗漏的性别、年龄，情趣嗜好、生活习惯、发病时令、地区差异等因素，而治未病的治则可以指导疾病的预防及既病防变等。这些治则都明显地同辨证一起共同指导着论治，二者相辅相成，是论证所必须遵循的治疗规律，而治则本身又对养生、预防有指导作用。因而部分治则反映了独立于辨证论治规律以外的一些固有的防治规律[1]。这样，似乎反映了治则与辨证论治的关系，有利于治则从中医基础理论脱胎出来，成为专门的学科——中医治则学。

陈氏专门探讨了治则在辨证论治中的作用。他认为，治则可以修正辨证的误差，指导治疗目标，明确治疗方向，又可开拓新的治疗途径，发展治疗方法，并可指导遣方制药。陈氏强调了治则对临床论治的指导作用，初步揭示了治则的实用价值。因此，许多学者强调，治病离不开治则。临床治疗如果不用法则去指导，犹如盲人骑瞎马，把握性少，临床疗效难以保证。若掌握了中医治则，就会使你在实际临床工作中，目标明确，思路宽广，眼界开阔，知常达变。

二、中医治则学的文献研究

从目前中医治则研究来看，文献研究是治则研究中比重最大、研究较多的一个方面。近几十年来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学术文章，涉及《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温病学等多个领域，讨论面较广，现仅陈其大概。对《内经》治则的研究，较为突出的是浙江的徐荣斋，有计划地研究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篇中的治则理论。其他则多以某一个专题研究的形式出现，如治病求本、标本论治、正治、反治、扶正祛邪、上病下取、同病异治等都有专著论述。如赵氏对《灵枢·经脉》针灸治则治法进行了探讨及分析，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治则思想探讨得也比较深入。姚氏在对《伤寒论》中部分无方条文的探讨后认为，观其脉证、知犯何处、随证治之是张仲景对坏病的治疗总则，是他从大量误治发生变证的现象中，抽出的精髓，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不仅是坏病的治疗原则，实际对各种疾病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可广泛地适用于临床各科。总之，对《伤寒论》的治则研究涉及范围较广，把它总结为治未病；无病早防、有病早治；标本缓急；同病异治，异病同治；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上病下治，下病上治等治则是可以的。张氏探讨了《金匮要略》“虚劳病的治则”。朱氏对《金匮》运用汗法所创十六法的发汗治则进行了探讨，认为上述诸法，虽有表实表虚之别，助阳固卫之异，然皆寓祛湿于发汗之中为共同特点，对同一湿病，同用汗法而法各不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赵氏对温病卫气营血的治则也有探讨，特别对“在卫汗之”的意义讨论得比较深入。周氏认为分消走泄是湿热病的基本治则。香港梅氏则对《温病条辨》的治则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扶正祛邪，清热养阴为温病的治疗总则。肖氏则论述了吴鞠通三大治则中顾护脾胃的思想。纪氏则对“因时制宜”的治则进行了论述。《历代中医治则精华》一书则对历代医家综论的治则珠玉及古典医籍的治则精华进行了釆撷汇编。

在文献研究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对《内经》等经典的治则研究较多，而对其他医家治则思想体系研究较少，不足以反映治则思想之全貌。二是缺乏系统性，对治则的概念、内容、范围、层次、治则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研究较少。

三、中医治则学的临床研究

通过对中医治则的临床研究，可以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验证。即对现代的治则从临床实践中进行验证，二是创新。即通过临床实践总结出新的中医治则理论。如许氏在“方药中对慢性肾功能衰竭的理论认识和诊治经验”一文中，对治未病的含义认为，有预防疾病，已病防传，选择适当的治疗时间，根据五脏相关、脏腑制约的四种原则，通过加强或调整未病脏腑对已病脏腑的影响，进行全身性调整，以达到帮助治疗已病脏腑的目的，进一步提高疗效。

就中医治则的验证而言，正如肖氏在治病求本、审因论治的中医治则指导下，对先兆流产临床研究进行了观察评述，认为分型论治专方治疗、专法治疗、逐月分经保胎的治法，都体现了这一治则精神。许氏对慢性肾衰的“治病求本”的治则认为，脾肾、气血、阴阳虚损是病之本，风、热、火、湿、燥、寒、瘀、毒等兼夹症，则属病之标，其治法实际上就是或侧重于补脾气，或侧重于滋脾阴，或侧重于温肾阳，补肾气，或侧重于滋肾阴；或脾肾阴阳、气血、气阴并补。基本上是以扶正补虚为主，把扶正补虚作为主攻方向。

在“标本论治”方面，如对哮喘病采取发则治其标（肺），缓则治其本（肾）等，都取得了较好疗效。又如刘氏通过针刺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的临床观察，证明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治则在具体治疗中，可分为两步：首先以治标——止血为主，血止以后以扶正——调整月经周期为主。鲍氏认为，小儿花剥苔的证治应以补脾气，益脾阴，开胃消食，寓消于补，增强免疫以治本，凉血热，祛血瘀改善微循环，减少炎性渗出以治其标。

陈氏在调整阴阳治则指导下，开展男性不育症的临床研究中，在审病求因辨证治疗过程中认识到，男性不育症尽管其病因极其复杂，但其病机皆为肾气不足所致，从而出现精少、精死、精弱、精滞、精异、精寒、精热等多种病证，以育阴、温阳，补肾精、益肾气、增肾液诸法应用于临床治疗男性不育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郭氏益火消阴法则在老年病中的；应用较详细地体现了老年病在调整阴阳，抑阴扶阳的疗效。

用“扶正祛邪”的治则指导肿瘤的治疗，采取“攻邪”“攻补兼施”“扶正祛邪”早、中、晚三个阶段论治，从而证明了“扶正祛邪”治则的有效性。苑氏在硬化性筋膜炎的中医药治疗中，重视标本兼治、扶正祛邪、辨证施治基本上从脏腑气血论治为原则，以扶正治其本，祛除瘀邪治其标。北京中医院和解放军海军总院两家在关幼波教授的指导下，联合对慢性乙型肝炎进行专题攻关，亦对扶正祛邪、标本论治，随证治之等治则进行了参照验证。吕氏在对艾滋病的治疗过程中，认为HIV是病因，病因既可以通过祛邪法来驱除，也可以通过扶正法，增强机体免疫能力来驱除，即扶正以祛邪。对此，西医认为，艾滋病病毒能和人体淋巴细胞核整合，扶正方药不是扶正，相反而是扶邪，因而把扶正疗法列入治疗艾滋病的禁忌。但通过实践，认识到，通过扶正而达到祛邪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也正是中医学的优势和长处。中医有很多方药都有增强免疫的作用，用增强免疫（扶正）方药治疗艾滋病，这是除抗病毒以外的另外一条途径，能提高治疗艾滋病的疗效。

何氏对三因制宜的治则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采用群体调查的方法，初步发现地理，季节，气候等因素对人体的影响规律，对阐明三因制宜治则有一定的帮助。郝氏指出，“五运六气”所提出的周期不仅存在，而且有一定的物理意义，有助于阐明“因时制宜”的一个方面。毛氏在因时制宜的治则指导下，论述了时令与用药的关系，提出了在药物应用上、剂量的大小上用热远热，用寒远寒，顺四时之气，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证重合时，时重合证，不正之气需变通的观点及在临床上屡屡见效的验证。马氏按子午流注纳子法的规律指导临床，按时针刺、服药，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江氏所做的南北地域差对辨证施治的影响的论述和分析，则证实了因地、因人制宜的治则指导临床实际工作验证的效果。

宋氏在中医学异病同治的治则指导下，认为恶露不下与恶露不绝两症，其病虽异，其因则同，均属胞宫瘀血内停，故均以活血化瘀法，施傅青主生化汤加减而获卓效。

在创新方面，许多单位在总结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治则。如“截断扭转”治温病的治则，调整月经周期的治则，调治崩漏的治则，儿科病治则，老年病治则等，都是对治则的创新。

与以前相比，近年的临床研究增多，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开始出现明确的专题，注意临床观察的目的性，并且针对中医治则进行研究，二是注意了临床研究的科学性、对比参照性，或结合现代手段，掌握科学数据。这无疑是今后治则临床研究的努力方向。

四、中医治则学的实验研究

近年来，中医治则的实验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用现代科学研究，用多学科知识与手段，二是注意了中医治则与其他中医理论（如藏象、病因、病机）的现代实验研究的交叉，尤其是注意了证、法、方、药相结合的实验研究，例如杨氏等在因时制宜治则指导下，对血浆睾酮浓度季节性变化与人体阳气四时消长关系进行探讨，认为血浆睾酮浓度自春始睾酮逐升，至夏初最高，此后渐低，秋冬最低，基本符合。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的阴阳消长盛衰的变化规律，亦符合“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的天人相应理论，从而在临床治疗上据“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治则，据四时消长盛衰的变化规律，采用补肾壮阳的药物选季择时对不育症患者进行治疗。这些都是用多学科的知识来探讨和研究中医治则的发展和应用的方法。

对证、法、方、药更是一个研究广泛且已比较深入的领域，其大量的研究成果，许多都有助于中医治则的阐明，也是值得借鉴的。例如黄氏对中医肝病的肝失疏泄的状态是甲状腺激素的失常造成的，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治则，已经证明了免疫功能低下，临床往往表现为虚弱。据认为，肺、脾、肾三脏无论何脏虚，其免疫功能指标均低于正常，尤以肾虚明显。这就说明虚证与细胞免疫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为“扶正固本”治则和提高细胞免疫两者的统一，提供了科学依据。

胡氏对“阴平阳秘”通过现代医学化验手法进行验证，认为在治疗上重点在调整阴阳，不但是“补其不足、损其有余”，还要控制超前，鼓励滞后，协调治之，是符合现代医学的反向同步理论及教学模式。

史氏对“产后多瘀”的临床研究，通过对正常产妇临床体征、甲皱微循环、血液流变性的同步观察，并与同等例数晚期孕妇和健康育龄妇女做对照，结果反映了产后血瘀的存在，揭示了“产后多瘀”的实质，是指产妇呈现机体血虚气弱、津液浓黏、血液凝结、血球积聚不散、血液运行迟缓的病理状态而言。产后血瘀影响子宫复旧，又有自行消散趋势，因而有必要运用保健性治疗措施促进产褥复旧过程——从而证明了治未病的治则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陈氏认为，阴阳失调与微量元素锌锰变化有关，虚证患者血清锌含量降低，锌铜比值明显下降，阴虚者尤为明显，而滋阴药多含有微量元素锌。阳虚者则血清锰含量下降，补阳药中多含有锰元素，这种研究也间接地为“虚者补之”治则提供了客观依据及指标，故可以借鉴证的研究来研究中医治则。

此外，中医有“以法统方，方从法立”一说，尚可加强对中医方药的实验成果来研究治则。如对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方药，可通过动物实验，来证实中医方药的科学性，也就间接地证明了中医治法的科学性，从法的研究过渡到对治则的研究，这无疑是今后对治则治法实验研究的可行之路。

五、中医治则学研究的初步设想与展望

综上可见，从文献、临床、科研等方面对治则的研究，都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了初步的基础。由于中医治则研究工作刚刚起步，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治则体系的局限性和模糊性，既往的文献、临床等研究缺乏计划性，系统性，针对这些情况，笔者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设想，望同道指正。

1.文献研究

目前文献研究仍然是偏重经典著作中有关治则理论的阐发，而对历代医家，特别是清代医家的治则思想和内容研究较少，而清人在学术上有“集大成”的特点，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发掘清代医著中的治则理论，这对掌握古代治则思想之全貌，可能达到执简驭繁的目的。作为文献研究的基础工作，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古代文献的整理，二是对现代文献的整理。前者可在《历代中医治则精华》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系统性整理及研究，更好地做到古为今用。同时也应重视现代文献的整理，特别是运用现代方法对治则的研究，充分结合现代研究的成果，使中医治则具有时代色彩，开展《中医治则学》的编写，争取早日使治则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中医药院校的教材，更好地为临床实践服务，为现代科学研究服务。

2.临床研究

目前主要是广大临床医师自发地零散的验证和发挥；缺乏在统筹安排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系统的进行临床研究。今后，治则研究有两大任务：一是对传统的治则内容进行进一步验证和发挥，二是争取创立一个有别于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新的治则体系，以适应临床提出的要求。临床验证是继承中医治则精华的根本保证，除了用传统方法以外，也可用现代实验方法帮助验证。

通过临床实践，创立一个新的治则体系是可能的。所谓新的治则体系，是与辨证论治为核心的传统的治则体系相对而言的。笔者设想将治则可分为：辨证治疗原则、辨病治疗原则、辨因治疗原则三个部分。

3.实验研究

中医治则的实验研究，目前仍是一个空白，尽管对中医理论已采用了不少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研究，但以治则为目标进行设计，开展实验研究的仍很少。治则体系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是古代辩证法在一个实践领域里的成功运用。所以应重视中医治则的哲学基础的研究，这样可以更清楚地搞清治则之间的联系，治则的作用等问题。大量的工作应是治则的应用研究，可以由“天地（自然）、社会心理、人”向治则的顺向研究。亦可以从“证”入手，从“法、方、药”进行逆向研究，提供一个层次有序的结构，使治则研究顺利进行。 

根据中医治则研究的状况，我们认为，在治则研究的组织工作方面，应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做出规划，从国家到省，市中医药院校建立起中医治则研究室、教研室，配备相应的人才和实验基地，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中医治则的教学、科研工作。

综上所述，中医治则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过去对它重视不够。自1985年以来，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建立了治则室，已有少数人对治则学进行定向的研究，在全国召开了三届全国中医治则研讨会，创办了《中医治则治法研究》杂志，推进了中医治则学文献，临床试验研究。望有志于中医治则研究的科技界人士弘扬才学，秉志研究，为早日建立中医治则学科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周超凡.中医治则基本理论问题探讨.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7（3）：7.

[2]刘长林.《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248.

[3]王玉玺.治则与治法的关系.中医杂志，1987（10）：54.

[4]刘时觉.中医治则的哲学思想.中医杂志，1987（10）：53.

[5]何裕民.试论“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治则.辽宁中医杂志，1987（10）：53.

[6]贝润蒲.姜春华教授学术思想钩玄.上海中医药杂志，1985（6）：3.

[7]朱文锋.略论“因势制宜”治则.吉林中医药，1987（2）：1.

[8]孙世发.简述中医治则的分类.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7（3）：10.

[9]孟庆云.中医治法治则的科学内涵及发展.中医杂志，1992（3）32.

[10]陈厚忠.中医治则在辨证论治中的作用.湖南中医杂志，1987（3）：32.

[11]徐荣斋.试析《阴阳应象大论》中的治则.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1（4）：1.

[12]徐荣斋.阴阳应象大论、标本病传论、汤液醪醴论.辽宁中医杂志（理论专辑），1987：5.

[13]赵京生.《灵枢·经脉》针灸治则治法探析.中医杂志，1990（4）：52.

[14]姚秀琴.对《伤寒论》中部分无方条文的探讨.黑龙江中医药，1990（4）：9.

[15]张俊.《金匮要略》虚劳病及治则探讨.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6（1）：14.

[16]朱云龙.对《金质）运用汗法的初步探讨.中医杂志，1991（12）：712.

[17]赵绍琴.浅谈我对“在卫汗之”的认识.中医杂志，1981（8）：57.

[18]周长虹.论分消走泄是湿热病的基本治则.中医杂志，1993（1）：8.

[19]梅岭昌.《温病条辨》之学术贡献.中医杂志，1992（4）：13.

[20]肖森茂.试述吴鞠通三大治则中顾护脾胃的思想.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9（2）：10.

[21]纪世露.试论“因时制宜”.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89（1）：2.

[22]周超凡.历代中医治则精华.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1.

[23]许家松.方药中.对慢性肾功能衰竭的理论认识和诊治经验.中医杂志，1991（10）：587.

[24]肖承悰.先兆流产临床研究评述.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9（5）：1.

[25]刘万成.针刺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30例临床观察.中医杂志，1987（4）：43.

[26]鲍箐.小儿花剥苔的证治.中医杂志，1992（4）：40.

[25]刘万成.针刺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30例临床观察.中医杂志，1987（4）：43.

[26]鲍箐.小儿花剥苔的证治.中医杂志，1992（4）：40.

[27]陈文伯.治则临床研究的几点看法.中医杂志，1987（10）：55.

[28]郭天彝.益火消阴法在老年病治疗中的应用.新中医，1991（10）：55

[29]苑勰，硬化性筋膜炎的中医药治疗.中医杂志，1991（9）：550.

[30]陈增谭.中医中药不同治则和分组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疗效分析.中医杂志，19876（4）：23.

[31]吕维柏.临床治疗艾滋病的初步体会.中医杂志，1990（4）：26

[32]何裕民.从体质调研结果探讨因时因地制宜治则.中医杂志，1986（5）：47.

[33]何裕民.论肥人多阳虚痰湿瘦人多阴虚火热.中西医结合杂志，1985（11）：674.

[34]郝少杰.五运六气学说与气候关系的探讨.陕西中医，1983（5）：1.

[35]毛水泉.试论时令与用药的关系.黑龙江中医药，1990，56（2）：6.

[36]马晓光.用子午流注纳子法治疗肾虚性不孕症体会.黑龙江中医药，1990，56（4）：48.

[37]江扬清.南北地域差对辨证施治的影响.中医杂志，1991（2）：113.

[38]宋维国.异病同治二则.黑龙江中医药，1990（5）：27.

[39]海中乃.蒙医学辨证与治疗概况.中医杂志，1992（5）：49.

[40]韦金育.壮医发掘整理研究近况.中医杂志，1992（10）：46

[41]孙宁铨.调整月经周期的中医治则.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3）：22.

[42]吴玉霞.论崩漏从瘀治疗.黑龙江中医药，1990（6）：8.

[43]王伯岳.儿科病治疗原则的体会.云南中医杂志，1981（1）：17.

[44]陈熠.老年病治则概括.浙江中医杂志，1982（9）：399.

[45]杨贵林.血浆睾酮浓度季节性变化与人体阳气四时消长关系的初探.中医杂志，1990（7）：48.

[46]黄晖.中医肝病124例血清甲状腺激素的观察.中医杂志，1992（10）：40.

[47]胡晓晨.“阴平阳秘”初探.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9（5）：6.

[48]史恒军.“产后多瘀”的临床研究.中医杂志，1991（6）：356.

[49]陈广源.阴阳失调与微量元素锌锰.中医杂志，1991（10）：59.

（原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学技术司，上海市中医药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国内外中医药科技进展1993年总第5册[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2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