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全国中医治则学研讨会于1988年10月27～29日在浙江省温州市召开，来自全国24个省市的113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782篇，共中103篇做了大会发言或文字交流，现将主要论文内容简述如下，以飨读者。

一、基本理论问题探讨

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陆广莘认为，中医治则的核心内容应是治病求本，这个“本”不是诊断时所抓住的邪的病因、病位、病理，而应是人体的自组织自调节自适应能力，是维持人体健康和实现向健康转化的人体内在动力机制，即中医称之为的“正气”。帮助实现这种转化，即是治病求本。上海市闸北区中心医院罗春光认为中医生理学的基础是阴阳的动态平衡，而中医病理学的概念是阴阳动态平衡的失调，所以说调整阴阳、以平为期是中医治疗学的根本原则。南京中医学院孙世发探讨、分析了中医治则学的形成过程，对治则治法的含义做了阐述。认为治疗法则既表示治则，亦表示治法，“而以治则表示大的原则，治法表示小的方法，并无理论根据；往事实中，亦难以大小界限分清治则与治法，故可不分。”上海中医学院何裕民认为治则的定义为“治疗疾病的方法和原则”是比较合适的。并认为治则是一个有着三大层次的体系，其最高层次为治疗观，或称作治疗思想，是抽象的内容，第二层次为治疗大法，第三层次为具体治法。湖南中医学院吴润秋也有类似看法。新疆石河子医学院附院袁今奇则认为中医治则有治疗总则、治疗通则、治疗常规和具体治则四个层次。山东中医学院陶汉华认为既病防变应视为中医的基本治则之一，不应列入预防医学的范畴。

对中医治则与哲学的关系，不少会议论文对此做了颇有深度的探讨。福建省长汀乡童坊卫生院谢海岩通过对我国古代自然哲学典籍《周易》中辩证法思想的研究，认为在中医治则学中，无论是从宏观上制定的最高层次的治疗总则，还是在微观上密切结合临床实践的具体治法，均有《周易》哲学观点的体现。安徽省定远县中医院郎密林通过分析《周易参同契》中的“月节奏”规律和月经周经的关系，对中医妇科调经治则的哲学基础做了阐明。

山东中医学院孙绍周从中医治则治法的命名由来，命名角度、表述形式来探讨中医法的命名规律，从而试图使中医治法的研究趋向一种规范化，使人易于准确地把握。

二、具体治则治法研究

从会议收到的近70篇研讨具体治则治法的文章看，涉及的深度和广度都比第一届全国治则学研讨会的同类文章有长足进步。江西中医学院王刚佐认为邪正相争是任何疾病过程自始至终存在的根本矛盾，治病求本自当本于邪正，若仅从邪或正的方面论病本，难免有片面性之嫌。四川省郫县（现郫都区）人民医院何益琦，湖南常德县（现常德市）人民医院洪智林都认为调和平复治则，是中医高层次的治疗思想，疾病的本质是阴阳失和，因而和之，是谓圣度。前者更认为八法中“和”的概念是模糊的，对所谓的和剂及其和法应予否定。浙江平阳腾蛟卫生院孙雷平对异病同治法则从现代医学角度，阐述了其生理、病理、免疫学基础，并从中医的方剂、药物、体质等方面对异病同治法则做了说明。辽宁省中医研究院车任勇通过文献复习，认为上法源远流长，有泻热通便、通便止涌、活血化瘀、利胆退黄、开窍醒脑、利水逐水、降浊升清、利肺平喘、祛痰湿、减肥等多方面的作用。

三、文献研究

中医治则治法的内容，散在于浩如烟海的历代中医文献之中，中医治则学的文献学研究，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会议收到该类文章100余篇，涉及古医籍40余本，以对《内经》《伤寒》的探讨为多。北京中医学院聂惠民认为《伤寒论》是集中医治则治法之大成之作，上承《内经》之旨，下启医学之思，旁涉诸家之见，开创论治之路。《伤寒论》中的治病求本，调和阴阳、以平为期，标本缓急，扶正祛邪，随证治之，三因制宜等治则内容，为后世治则学奠定了基础，六经病证的治法，是集中医治法之大成。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吴秀惠认为仲景《伤寒论》中的中医治则理论，实际上已存着防治疾病的总原则，具体疾病的治则和基本病理因素的治则三个自然层次。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陈湘萍通过对吴师机的中医外治专著《外治医说》中治则治法的研究，认为内治之理即外治之法，内外治殊途同归，其治则均渊源于中医基本理论，并认为从古代中医文献入手来研究治则治法，可以较全面地系统地了解中医治则治法的发展历史，亦可以较为直接地触及中医治则治法的精髓。四川长寿县（现长寿区）中医院熊永厚认为益元气、泻阴火、助正祛邪、升清降浊、扶脾养胃为李东垣《脾胃论》中治则的中心思想。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周吾圣对中医治则思想在《金匮要略》中的具体体现，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证，认为其内容丰富，有待于深入研究，加以继承和发扬。吉林省盘石县（现磐石市）医院李志文对清·费伯雄所著《医醇賸义》一书中治疗虚劳病的治则归纳为“敛而降”和“举而升”，对临床实践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临床研究

本届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治则学的临床研究，会议收到有关临床研究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1/4，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周超凡认为临床研究是治则研究的中心环节。在临床治病的过程中，治则起着上承诊断，下启立法的承上启下作用。对于研究思路和方法，周氏认为应从低层次治则人手，向高层次治则发展，以证、法、方为单位，建立辨证治则体系，充分利用现代医学科学成果，辨证治则和辨病治则的研究同时进行，在临床实践中逐步探索，开拓新的研究途径。黑龙江中医学院附院于福年应用中医治则指导慢性肾炎肾病型的治疗，以益肾为主，兼施健脾、利水、解毒、化瘀，重在扶正祛邪。治疗36例，有效率为91.67%。北京中医医院许信国对舒肝解郁法的适应证和临床应用做了临床验证，认为可应用于神经官能症，妇女更年期综合合症，肋间神经痛，慢性胃炎，慢性胆囊炎、慢性肠炎、胃溃疡、慢性肝炎、妇女痛经、心脑血管病等有肝郁症状者，均获显效。安徽省芜湖中医学校马继松等用釜底抽薪法治疗急性眼部感染，上病下取，以三承气汤为主加减治疗，取得满意疗效。中国中医院研究院西苑医院李书良等治耳病从肺论治，用宣肺散寒，泻肺通窍，健脾益肺法治疗传导性耳聋取得一定效果。黑龙江中医学院针灸系梁立武认为临床针灸治疗中，用调理脾胃法不仅治疗脾胃疾病，用于其他脏腑病证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于顾及。天津儿童医院吴重庆在对大量的临床治疗资料进行分析后，认为，扶正祛邪原则在儿科应用时，应当注意到，扶正是根本，祛邪是手段，两者相互为用，相辅相成。湖北中医学院（现湖北中医药大学）夏世金认为中医治则的理论对气功的临床治疗同样具有指导作用，并做了系统论述。河南郑州市中医院王延周等对中医治则在食疗方面的应用做了探讨，拓宽了中医治则的应用范围。

五、实验研究与展望

中医治则的实验研究是一个较薄弱的环节，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方文贤对此做了一些设想，认为治则的实验研究必须结合中医理论，并应注意临床试验须与动物实验相结合。浙江平阳县医院陈克正论述了“八法”与免疫的关系，认为八法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是肯定的，是积极的。南京中医学院张浩良在文章中谈了大承气汤根据治则理论扩大应用范围的研究情况，认为可广泛应用于感染性休克、中风、癫狂，皮质醇增多症，急性传染性肝炎、婴幼儿肺炎、肠梗阻、铅中毒等各种疾病，均有显效。    

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原道显撰文说：“创立中医治疗学是中医治则研究的归宿。”认为在目前中医治则学和中医治疗学都没有形成的时候，创立中医治疗学要比创立中医治则学更有意义，中医治疗学本身就包括了治则学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和所要达到的目的。治则的研究是创立中治疗学的重要环节。武汉市第一医院内科杜家和认为辨证论治的思维模式应该改革，应该建立一个较辨证论治更为优越的，尊重人体科学，尊重现代医学成就，突出中医整体观念，吸收中医治则治法精华的系统论治体系。这将是中医学的一大进步，而治则治法的研究，则是这项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原载：田治明，贾怀玉，周超凡.第二届全国中医治则学研讨会论文综述[J].黑龙江中医药，1989（01）：5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