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则，在《内经》一书中已奠定了基础。随后历代医家不断地加以补充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丰富的治则理论体系，这是中医学的理论精华和重要环节。本文仅就治则在辨证论治中的作用做一探讨，不妥之处，请予指正。

一、修正辨证差误

治则离不开辨证，而又不完全受辨证的约束和指导，有其固有的规律和部分的独立性。不论从哪个方面讲，辨证的过程均是医生取得病人信息，进行信息分析，找出疾病规律的特征值。论治就是输出治疗信息，排除干扰，实现纠正机体失调平衡的过程。如若离开治则，单纯辨证，有些方面是无证可辨的，必须依靠治则，才能校正和完善。如患者的年龄、性别、性情爱好、生活习惯、发病季节、时令，地域差异因素等，对辨证论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治病当明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形之肥瘦长短若何……详明，务令纤毫不爽”。这些三因制宜治则的内容，任何疾病的辨证均须结合进去，以指导治疗，补充其辨证的不足而完善辨证，以及修正辨证的偏差和治疗的失误。如一古稀老翁，因疝嵌顿，术后腹胀便秘，某医投大承气汤加莱菔子，一剂而洞泻不止，虽经补液、抗菌、止泻，但3天无效而会诊。时见：气息奄奄，而容枯槁，肌肤干瘪，精神萎靡，语声低微，泻次难以数计，舌光红而干，脉弦细，此乃误下伤阴所致。急投酸甘化阴、健脾止泻以救危。药用：乌梅、五味子、白芍、石斛、淮山药、茯苓、薏苡仁、扁豆、甘草，水煎，4小时1次，2剂后，泻大减，精神好转，稍纳食，但舌仍光干，脉弦细，此年迈之体，阴液大伤，难予一时骤复，故守法，上方去薏苡仁、茯苓、扁豆之渗利以防伤阴，加北沙参、麦冬之甘润以养胃生津，白术健脾，续进3剂，诸症消失。再以四君子汤加减调理而安。

患者系阴虚肝旺之体，术后气血两亏，血虚津伤不能滋润大肠而致大便干涩，本应滋阴养血，润肠通便，但前医不问年龄之老少，不察体质之强弱，不审便秘之性质，妄施峻下，不任耐受，汤药下咽，致洞泻不止。急投酸甘化阴，健脾止泻，才转危为安。说明未能用“因人制宜”治则校正而致辨证不准，致使误下而洞泻不止。这充分说明了辨证与治则的关系以及治则的作用。后来由于通过治则发挥了校正辨证的作用，纠正辨证的差误，才使病情转危为安。故医者如能主动地掌握治则，自觉地运用治则，并能校正辨证，就能确保疗效。反之，不善于发挥治则的检验辨证作用，完善辨证，就会影响疗效，贻误病情，而辨证的准确也为“施治”的“精一”和疗效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二、指导治疗目标，明确治疗方向

治则可指导立法阶段内用以选择最有针对性的治法，包括处方、遣药、服药或针灸等措施。它可提示治疗方向，指明治疗目标。“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叶天士对于温病的治则，足资明证。临床上不论春温、伏暑、秋燥、冬温，均能应用实施，用之有效。

前已论及，治法受治则的指导，而且可以千变万化以适应临床的复杂证候，但不论治法的变化如何，均不能离开治则精神的指导。诸如遇虚证采用“虚则补之”的治则而用补法：遇热证而采用“热者寒之”的治则而用清法。但是，临床病证错综复杂，有些疾病的治疗不能以人们意志而转移，在特殊情况下，必须采用多种治则来指导同一治法。例如某病人，经辨证为少阴阳虚兼外感风寒，应见表里寒热、虚实错杂证候，在治则指导下，运用经病治经、阴病治阳、在皮者汗而发之、里虚表寒者兼而治之等原则来指导治疗方向和目标，从而选择温经助阳、解表散寒合用的治法，随证治之，以期完成治则赋予的使命。

三、开拓新的治疗途径

治则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指导开拓治疗的新途径，使陷于复杂矛盾中的治法处于灵活地位，以收到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之效。由于人体脏腑之间在生理上通过经脉的作用互相联系协调，在病理上互相影响，这种生理与病理的相互关系，同样适用于治则的调节指导。当某些治疗不能得心应手，或由于病人内外环境差异而不宜用一般常法治疗时，就必须开拓新的治疗途径。如五行生克制化，为脏腑病变提供了调整脏腑虚实的依据。《金匮要略》的滋肺法用麦门冬汤治“火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逆下气”。因肺为娇脏，喜润恶燥，火气有余，热羁肺胃，致土、金无液以濡而为肺萎，宗《黄帝内经》“燥者濡之”，滋肺胃以清虚热，培后天以益肺金，俟胃津得充，虚火得息，金不受灼，则咳喘自平。后世培土润金法始肇于此。又如肝阳上亢的高血压病人，常规采用平肝潜阳法治疗，但有些情况得不到预想的疗效却并非辨证差误，实为治法欠妥，若肃肺清金、佐金平木，改用治肺而达到治肝的目的，可望收效。多发性房性期前收缩，采用温心肾之阳、活血宁心等方药，常能提高疗效。可见治疗途径的开拓，是治则在脏腑相关、内外相联、局部与整体统一的思想指导下提出的。

四、发展治疗方法

治则是原则的，比较稳定的；治法是灵活的，随时可变的。在治则指导下的治法千变万化，运用自如，同时还可以不断地延伸和发展。清·王清任在前人的基础上，遵照治病准则而创造性地、灵活地发展了活血化瘀这一治法，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和启发。近代研究活血化瘀之法取得了很大进展，证实了活血化瘀原理是针对发病学治疗，主要是控制或纠正疾病发病过程中的某个或某些环节，同时还有可能调节机体免疫功能。

近代名医姜春华提出对温病要用“截断扭转”治则，就颇有实用价值。如重用清热解毒抑制病源，阻断病情发展或缩短病程；早用苦寒攻下，迅速排泄蕴毒，能有效截断、祛除病邪；及时活血化瘀，不使蕴毒热结血分，避免重症出现。由此可见，治则可以推动中医治法的发展，促进新的理论体系形成，丰富治则学的内容。

五、指导制方遣药

方剂是由药物组成的，但它绝不是药物的随意凑合，而是以治法为依据，选择适宜的药物，配伍组合而成的。由于治则对治法有统括意义，同样，治则也对方药的选择有实际指导意义。法是制方的理论依据，方是法的具体体现，依法立方，方中有法，法中有则，则中有理，一脉相承，前后呼应。从治疗学的角度来看，方药的选择不仅要符合立法的要求，也必然受到治则的约束。如果未立法，先拟方，叫“有病无方”，以此治病，多难奏效。只有在辨证立法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法则，才能组成有效的方剂，以调整患者阴阳、寒热、虚实的失调。《素问·五常政大论》云：“病有新久，方有大小，有毒无毒，故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不尽，行复如法，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指出了在用有毒药物、峻烈药物治疗之时，一定要适可而止，防其太过伤正。《六元正纪大论》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说明妇女身怀有孕，只要有病，便可大胆用药。这些比较直接地指导选方用药的原则，也反映了中医治病的灵活性。

六、结语

本文从中医治则在辨证论治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认识到治则上承天地、社会、心理、辨病、辨证等中医理论各要素，下接法、方、药等具体治法，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抓住治则，就能带动两头。本文初步阐述了治则的实用价值，而且认识到治则也非完整无缺，特别是在中医无证可辨的情况下无法确立治则。如肿瘤患者早期，可因无症状表现而谓“平人”：肾炎病人，待水肿消退后，尿中蛋白尚未转阴等。这些还没有相应的治则和对策，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研究、发掘、提高，使中医治则更好地适应临床千变万化的需要。

（原载：陈厚忠，周超凡.中医治则在辨证论治中的作用[J].湖南中医杂志，1987（03）：32-33.）